太阳2:陈云探索 决策新中国化肥工业论析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民党留下的破败局面,百废待兴。如何积累资金,迅速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成为党和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可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经济上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能给中国提供的援助又非常有限。在此情况下,农业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不仅要提供资本的积累,还要提供原材料,农业对工业发展和国民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据估算,仅1952—1978年,农业净流出资金为3120亿元,相当于同期国有非农业企业资产原值的73.2%。参见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页。农业发展取得不斐的成就,与我国化肥工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在当时条件下,增加土地和劳动力的投入所得的收益是有限的,只有加大农业中的技术投入,才能大幅度提高农业产量。发展化肥工业,是当时最关键的技术投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陈云较早提出发展化肥工业对农业具有重要作用,并参与了发展我国化肥工业的调研和决策等工作,对我国化肥工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陈云与新中国发展化肥工业的决策过程
作为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领导人,陈云很早就关注粮食增产与肥料之间的关系。早在1949年9月22日,他在给中央关于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主要措施的电报中,就提出了增加肥料的建议。只是基于当时我国轻工业发展相对缓慢的现实条件,他关于增加肥料的关注点主要还放在扩大养鸡、羊、猪等来大量生产圈肥上。但同时他也强调,要“在可能与有利条件下,购买、制造化学肥料”《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11—712页。。1950年3月14日,陈云主持中财委第15次委务会议,在讨论全国化工会议报告时,陈云指出:我们要恢复和建设,必须重点办好水泥厂。同时,肥田粉厂也要列入计划,并应成为五年计划开始时的重要项目。参见《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显然,从这时起,化肥工业的发展计划已在陈云的考虑之中。
1952年2月15日,政务院第124次政务会议讨论“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的指示”,陈云在总结农业生产方面的经验时着重谈了肥料方面的问题。他指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最重要的还是增加肥料的问题”。但囿于当时条件,陈云还是着重强调养猪积肥。不过,对于化肥的作用以及在世界上的生产和使用情况,陈云已有深刻认识。他说:“肥料是带决定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在正常的条件下,比如有水、气候适宜、劳动力正常等,一个农民能够增加多少肥料,就可以增产多少。这是肯定的。”“据说全球的化学肥料只有200多万吨。如果全国4亿亩耕地,每亩上肥20斤,即等于80亿斤,亦即400万吨。”也就是说,即使将全世界的化肥都集中到中国,也还是不够用的。即便如此,陈云仍然强调,“对于化学肥料也必须争取”。参见《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0—361页。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物质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初步具备了发展化肥等轻工业生产的条件。于是,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在《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中,就提出要发展化肥工业的设想。他在会议发言中说:“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大规模地发展化学肥料,这是农业增产的最快、最重要的一条。在农业生产方面,中国不是苏联、美国型的国家。苏联和美国地多人少。中国是地少人多,除去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以外,全国人口的94%,只占有全国40%的土地。日本、联邦德国这些国家,也是地少人多。苏联、美国农业增产主要是靠扩大耕地面积,而日本、联邦德国基本是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从化肥的施用量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每亩平均化肥施用量:苏联1斤,美国4斤,日本33斤,联邦德国28斤。今后,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于增加化肥,养猪积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不在开荒。”他说:“在发展化肥方面,过去以为希望不大。苏联为我国设计一个年产7.2万吨的化肥厂,需要建设5年才能投产,国内还不能制造设备。因此,过去未从这方面多想,只是强调养猪积肥。现在情况变了。化肥厂的重要机器和部件,如高压反应筒和高压压缩机,都试制成功了,只缺一些特殊钢材。化肥的原料是煤炭、硫铁矿、石膏以及食盐等,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都可以供应。自从今年2月化工部提出大量发展化肥的意见以后,我们同化工部作了多次研究,并召开了各机械工业部的会议,准备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经过一年半试制,做出成套设备的标准设计。估计到1959年可以大批制造,1960年可以开始装配,然后大量投入生产。”陈云还把发展化肥和其他积肥方式作了比较:“发展化肥比起开荒来,既便宜,又快。年产100万吨化肥只要10亿元投资,可增产粮食300万吨即60亿斤;而开3000万亩荒地,才可增产60亿斤粮食,需要投资15亿元。在目前,养猪和其他积肥方法,仍然很重要,将来也是重要的。但是,养猪需要饲料,同时1亿头猪粪也不过增产100亿斤粮食。所以要大量发展化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80页。
根据陈云的意见,中央决定把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列为工业支援农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于1960年10月成立中央化肥小组,由陈云具体负责领导。参见《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陈云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曾把相当大的精力用于解决化肥厂的建设问题。发展化肥工业的决策是实事求是的。现代化农业的基本特征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提高农产品产量,我国农业资源条件差,人多地少,增加化肥的施用量就成为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措施。可以说,发展化肥工业的决策抓住了解决制约我国20世纪60年代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我国农业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由于劳动力的投入和扩大耕地面积都不能产生比较大的效益,因此,发展化肥工业也就抓住了促进粮食增产的关键环节。在发展化肥工业的决策过程中,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
曲折的探索:从小化肥厂到大化肥厂
决策的明确和坚定,并不代表其发展的过程是一帆风顺的,我国化肥工业的发展就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调整和改进的过程。
在如何发展化肥工业的问题上,陈云开始主张建设众多的小化肥厂。1957年,陈云采纳化工部的建议,鼓励试制小化肥,建了一批小型化肥厂。参见刘家栋:《陈云同志“十五字诀”纵横谈》,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1961年春,他在考察途中对浙江省委领导说:“日本过去是靠侵占我国东北起家的。战败后,又靠化肥发家。今后全国各县都要力争有一套小化肥厂,办在农村,数量要多,设计不能太‘娇气’。”以后,陈云做了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并对冀、鲁、豫、皖、苏、浙等地的小化肥厂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参见李林达:《陈云的钱塘情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为了研究小化肥厂的利弊,陈云专门制作了一种表格,要求有关部门每天向他报告一次情况,这样持续一年多。参见李苏:《陈云关心化学工业记事》,《中国化工》1995年第10期。全国先后共建了年产2000吨的小化肥厂1533个。但是,小化肥厂数量虽然不少,质量却不行,它的肥效即有效养分只有17.7%,有些还达不到。参见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不仅如此,小型氮肥厂的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也没有过关。在1960年底建成投产的20多个年产800吨的厂子,只有5个厂生产比较正常;7个年产2000吨的厂中只有3个厂生产比较正常。而且,即使这8个生产比较正常的小型氮肥厂,由于设备的质量不好,技术操作很难掌握,事故比较多,生产也不稳定,实际产量未达到设计要求,且原料和动力的消耗都很大。针对这种实际情况,陈云改变了原先的想法。1961年3月,他在听取化工部汇报时说:我们本想搞小型氮肥厂经济,可是搞了许多都未搞成,反而不合算。大、中、小之间,现在看来小的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在大、中之间选择;1万吨合成氨的中型氮肥厂技术上也不能说过了关,现在推广要我签字我不签。年产2.5万吨或5万吨的大型氮肥厂,不论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都是成熟的。至于设备、材料问题,从进口方面解决。如果中央会议要我发表意见,我的意见是搞大型厂,大型厂搬的是外国的,和老太爷一样稳当、牢靠,有把握,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这种实际的东西。参见蒋永青:《陈云在“大跃进”后关于恢复农业的几点思考与对策》,《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2—1073页。
当时,在小化肥厂试制不太成功后,化工部本来打算再推广年产1万吨的中型化肥厂。陈云认为:“中型厂技术上也没有过关,还不能立即大量推广,只能选择上大型化肥厂。”当时,国际上兴起的大型化肥厂生产的尿素,有效养分高达46.3%,肥效接近小化肥的3倍。施用1公斤尿素可增产稻谷4—5公斤。参见陈锦华:《国事忆述》,第34页。陈云决定召开化肥工作座谈会,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讨论全国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化肥发展方针问题,特别是建设大化肥厂还是小化肥厂,制定出对策和措施。参见李林达:《陈云的钱塘情怀》,第109页。1961年4月4日,座谈会在杭州召开,由陈云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化肥小组和有关部委及地方生产部门一些负责人。座谈内容为:氮肥厂是十几个齐头并进?还是从实际出发,分期分批地上马?经过大家认真讨论,会议认为1962—1964年氮肥厂应搞大型的,应集中力量每年新建4—5个大厂,达到年产20—25万吨合成氨生产能力。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146页。
会议结束后,陈云为中央化肥小组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报告,8月11日,这个报告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报告提出了发展化肥工业的两个重大的方针性问题:一是氮肥厂的规模,是搞小型的还是搞大型的。1959年曾经设想要在各地区大量地普遍地建设小型氮肥厂。但是实践证明,小氮肥厂技术不过关,生产不稳定,事故比较多,物资消耗很大。相反,年产2.5万吨或5万吨合成氨的大型氮肥厂,不论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都是成熟的。我国现有的6个大型氮肥厂,生产一直很正常,而且产品质量好,生产成本低。同时,这类大厂的主要设备和配套设备,除个别外,国内已经能够制造。根据以上分析,报告认为在1962—1964年的3年内,我们应该搞大型的氮肥厂,不应该大量地、普遍地建设小型氮肥厂。二是建设大型氮肥厂,是齐头并进还是集中力量分批进行。1958年以来,全国各地开始新建十几个大氮肥厂,但是由于项目多,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4年里连一个也没有建成。鉴于这个教训,报告认为,今后3年内,应该以每年新建4—5个年产5万吨合成氨的大厂为宜。这些大氮肥厂在布点上,也不能齐头并进,应该首先在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和粮食高产区布点,然后分期分批在其他地区布点。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146—154页。
确定建大化肥厂的方针后,陈云对大化肥厂建设的各个问题亲自过问,给予具体指示和安排。按照陈云的意见,我国首先建起了衢州化工厂合成氨厂、上海吴泾化工厂和广州氮肥厂,接着又建起了开封化肥厂等。这些化肥厂的建成投产,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参见李林达:《陈云的钱塘情怀》,第114页。
1972年2月初,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其中,化肥方面,进口两套30万吨大型合成氨厂设备,建在四川和黑龙江。该报告还提出在晋南建设用煤作原料的30万吨合成氨厂,同时加快全国正在建设的25个合成氨厂的进度,以及为改造、扩建老厂要进口的关键设备、部件和钢材,需要9千万美元。这是最早的引进计划,后来发现这批装置先进,生产的尿素增产效果显着,就很快扩大到13套。参见陈锦华:《国事忆述》,第3—4、10、34—35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后投产的大化肥厂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于巩固农村经济改革的成果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云探索、决策发展化肥工业的几个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从实际出发,通过认真调查研究,提出发展化肥工业的决策,并迅速确立发展大化肥厂的方针,使得我国农业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对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作出很大贡献。今天,回顾这一历史过程对我们仍然富有启发意义。
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科学决策来源于实事求是的调查和对经济基本规律的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长期主持经济工作,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我国经济建设中的许多关键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陈云有一句充满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其精神实质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他领导发展化肥工业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家急需增加粮食产量的关头,陈云提出发展化肥工业的决策,是在研究国内外农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洞察到化肥工业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而作出的正确选择。他在充分比较了美国、苏联、联邦德国、日本的农业发展以及中国农业现状后,得出了科学的结论:我国农业增产的出路不在于开荒,进口粮食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于发展化肥工业。
发展农业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961年在杭州化肥工作座谈会上,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化肥品种不同对土壤产生的不同效果,而陈云对这个问题却很关注。比如在氮肥的品种问题上,陈云建议,由于硫酸的资源和产量的限制,在某些地区硫酸根还容易破坏土壤结构,不宜于过多地生产硫酸铵;碳酸氢氨和尿素还在小规模试生产阶段,也不能大量推广;在今后两三年内应该主要生产硝酸铵。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148—149页。当时,陈云就考虑到了既要增加粮食产量,大力发展化肥工业,同时又要不破坏土壤结构以防止丧失地力,这实质就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思想体现。
发展化肥工业也要注意区域和行业平衡发展。遵循客观规律,实现各区域、各行业经济协调发展的综合平衡思想是陈云长时期以来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按比例地平衡发展,陈云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比例和综合平衡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在发展化肥工业时,陈云也对各地区和各行业的合理分布、平衡发展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
关于化肥工业布点问题,陈云提出:“应该尽先在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和粮食的高产区布点,然后分期分批在其他地区布点。”他指出:过去的经验证明,“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势必把有限的材料、设备和技术力量分散使用,使建设期限拖得很长,不能按期形成生产能力,甚至造成很大的浪费。实行集中力量,分期建设的方法,正是为了避免上述缺点,大大加快建设速度。”《陈云文选》第3卷,第151页。在杭州化肥工作座谈会上,陈云建议,为了不致因为保证氮肥厂建设的需要,而使其他部门的建设受到影响,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包括扩建原有企业和加强新产品的试制,在两三年内提高这些设备的制造能力。另外,鉴于“大跃进”运动中化肥厂建设贪多图快,盲目蛮干,“冒进”很厉害,陈云指出,以后建设大型氮肥厂,除了做好设计计划任务书,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外,必须按照先材料、后设备、再土建的次序进行。首先必须组织好重要材料的进口和国内材料的供应;在材料供应完全落实的基础上,组织土建施工。陈云说,根据过去的经验,这样做,不但不会推延建设时间,反而会加快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154页。〔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
作者叶明勇,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到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转变。但人民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5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新中国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作为生活和工业原材料的粮食生产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农业收成已经不能解决人们的基本温饱问题,粮食安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发展化肥工业以增加粮食产量的问题凸现出来。在随后我国化肥工业的发展中,陈云直接参与了调研、分析、决策等环节的工作,对我国化肥工业的快速发展起了重要领导作用。

江西省拥有着丰富的化学矿山资源,但在1949年以前,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人不能尽其才,江西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江西省在1950年仅有上海迁入的大中华樟脑厂一家化工企业,年产值24万元。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和人民政府关心农业生产,把发展化学农药视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并于1952年建成了江西农药厂。“一五”后期,江西省为了支援农业,促进轻、纺工业发展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规划筹建炼油、化肥、氯碱、橡胶工业,并于1957年开始筹建江西硫酸氨厂和九江食盐电解厂。1958年,成立江西省化学石油工业局后,先后有鹰潭橡胶厂、九江化工厂、樟树磷肥厂、赣南化工厂、南昌化工原料厂、南昌造漆厂等骨干企业建成投产。
1957年,九江化工厂的筹建标志着江西氯碱工业开始发展。到1990年,全省已建成南昌农药厂等7家氯碱企业,烧碱年产能8.27万吨,盐酸8.35万吨,液氯2.75万吨。与此同时,为了满足轻纺、医药等化工下游产业的需要,江西省从1958年开始发展纯碱工业,南昌化工原料厂、农药厂、化学工业厂、联合制碱厂等陆续筹建,建设了年产300~1000吨规模不等的数个纯碱生产装置,但都因消耗高、成本大,于1962年先后停产。随后在1970年江西向塘化肥厂、江西氨厂相继筹建年产1000吨和3000吨的小联碱车间。1959~1990年,全省纯碱累计产量34333吨。
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1957年,江西省决定投资975万元,兴建江西硫酸铵厂。1966年12月,4.5万吨合成氨、18万吨碳酸氢铵的中型氮肥企业建成投产。1979年,两个中氮企业合成氨生产能力为10万吨,氮肥产量46316吨,其中碳铵40081吨、尿素6235吨,工业总产值4018万元,实现利税1194万元。1958年2月,化工部提出兴办小型氮肥厂,要求全国各省、市按省地、县三级筹建小氮肥厂。从1958年起,江西先后在全省建设了近50家小氮肥厂,投入生产的共有47家,合成氨能力17万吨。到1990年,全省20家中小型氮肥企业合成氨生产能力36.8万吨,全省钙镁磷肥企业10家,磷肥年生产能力18.55万吨。1983年8月10日,江西建设贵溪化肥厂,建设规模为年产12万吨磷酸、24万吨磷铵及0.6万吨氟化铝装置工程项目。1991年底,建成投料试生产。1987年11月12日,江西与中石化总公司合资在九江炼油厂建设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工程项目,两大化肥项目随后相继投产服务江西农业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充分利用江西资源优势,走外引内联之路,先后建成了一大批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年产12万吨磷酸、24万吨磷铵、万吨有机硅、万吨白炭黑等的生产能力,九江石化基地、星火精细化工基地、贵溪硫磷化工基地初步形成。从“八五”开始,江西便大力发展精细化学品,走多品种、多元化、专业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精细化工产品产值率由1990年的23%提高到1999年的28%;特别是经过1998年到2008年10年的高速发展,江西石化企业开发出了化工新材料、稀土材料、氟硅材料、多晶硅、单晶硅、炭黑、钛***、农药中间体等多个品种系列的精细化学品,2016年全省石油化学工业的精细化率已经超过了45%,接近半壁江山。
到2018年,江西全省规模以上的企业总数达到1300余家,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2670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9%,占全国同行业的2%,在全省工业排名第二,全国同行业排名第19位。
如今,江西石油化工行业依托现有产业集群,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做文章,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重点打造石油化工、有机硅、精细化工、盐化工、氟化工、硫磷化工等产业板块,形成了九江石化产业集群、乐平精细化工产业集群、江西星火有机硅产业集群、樟树盐化工产业集群等,硝酸钾、硅烷偶联剂等产品从规模到产品品质都在处于世界*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和关心水利工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较早认识到了水利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多次强调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并对建国以后的若干国家重大水利决策和水利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发展化肥工业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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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极其脆弱,生产落后,还构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如何积累资金,迅速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成为党和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可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经济上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而苏联和东欧民主主义国家能给中国提供的援助又非常有限。因此,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能够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材料和资金积累的只有农业。在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0%的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建国后,农业对工业发展和国民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据统计,1949—1989年,我国人口总数增加了1.05倍,人均耕地从2.7亩下降到1.1亩,而粮食总产量却增长了2.6倍,每年以平均3.25%的速度递增。这一速度超过1949—1986年美国2.38%,苏联2.6%,联邦德国1.79%,法国3.23%和印度2.94%的粮食总产增长速度。(徐璋勇、袁建歧:《农民与城市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到80年代末,农民通过上缴农业税的形式为国家累计积累资金1189亿元。1952—1988年,农民累计向国家交售粮食21.53亿吨,棉花8062万吨,通过价格差价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近6000亿元。全国人民所有生活消费资料中,80%是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中国农民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基本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温饱问题。(刘跃发主编:《当代中国一百个为什么》,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还有学者估算,仅1952—1978年,通过“剪刀差”形式提供的工业化资金就达3917亿元,通过税收形式提供的资金仅为935亿元,二者合计为4852亿元,扣除财政返还给农业的部分,农业净流出资金为3120亿元,相当于同期国有非农业企业资产原值的73.2%。(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页。)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为重要任务。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对恢复农业生产及粮食增产问题格外重视。在他看来,国民经济的恢复首先是农业生产的恢复,而农业生产恢复的主要标志,则是粮食产量的恢复和提高。所以,陈云始终将农业增产和粮食问题放在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给予高度重视。即便是在1960年国民经济面临困难时,他仍然强调要从“增加农业生产”入手,将粮食增产作为摆脱困难的首要因素。

农业所作的这些贡献与我国的化肥工业发展是分不开的。陈云最早指出发展化肥工业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参与了发展化肥工业的调研和决策等工作的全过程。

在恢复农业生产过程中,陈云开始了对中国农业与水利问题进行初步探索。在如何恢复农业生产并促进粮食增产问题上,他认为增产的办法很多,如“在生产上帮助他们增加产量,搞好水利,找好的种子,减少畜瘟,使他们减少损失”等
。但他经过比较后认为,恢复农业生产主要靠两种办法:一是在新解放区完成土改,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二是防止水旱灾害。土改与水利并重,这是陈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观点。

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所作的《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中就提出了发展化肥工业的设想。(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历史的丰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页。)他在报告中说:“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大规模地发展化学肥料,这是农业增产的最快、最重要的一条。在农业生产方面,中国不是苏联、美国型的国家。苏联和美国地多人少。中国是地少人多,除去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以外,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只占有全国百分之四十的土地。日本、联邦德国这些国家,也是地少人多。苏联、美国农业增产主要是靠扩大耕地面积,而日本、联邦德国基本是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从化肥的施用量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每亩平均化肥施用量:苏联一斤,美国四斤,日本三十三斤,联邦德国二十八斤。今后,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于增加化肥,养猪积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不在开荒。据农垦部调查,全国可开荒地只有八亿亩,要全部开垦,很不容易。”他说:“在发展化肥方面,过去以为希望不大。苏联为我国设计一个年产七万二千吨的化肥厂,需要建设五年才能投产,国内还不能制造设备。因此,过去未从这方面多想,只是强调养猪积肥。现在情况变了。化肥厂的重要机器和部件,如高压反应筒和高压压缩机,都试制成功了,只缺一些特殊钢材。化肥的原料是煤炭、硫铁矿、石膏以及食盐等,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都可以供应。自从今年二月化工部提出大量发展化肥的意见以后,我们同化工部作了多次研究,并召开了各机械工业部的会议,准备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经过一年半试制,做出成套设备的标准设计。估计到一九五九年可以大批制造,一九六○年可以开始装配,然后大量投入生产。我们开始制造的机器可能是落后的,但以后可以改进。”陈云还把发展化肥和其他积肥方式做了比较,他说:“发展化肥比起开荒来,既便宜,又快。年产一百万吨化肥只要十亿元投资,可增产粮食三百万吨即六十亿斤;而开三千万亩荒地,才可增产六十亿斤粮食,需要投资十五亿元。在目前,养猪和其他积肥方法,仍然很重要,将来也是重要的。但是,养猪需要饲料,同时一亿头猪粪也不过增产一百亿斤粮食。所以要大量发展化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80页。)

太阳2:陈云探索 决策新中国化肥工业论析。陈云指出:“农业的恢复,目前最重要的关键,除完成全国土地改革外,即在于水利。只要几条主要河流能避免水灾,并起一定的灌溉作用,加上若干农业技术改良,农业的面貌就可以大大地改观。”(《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176页。)他认为,1950年农业丰收,与国家兴修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密切相关:“今年的水利工程和各地人民政府领导人民积极防灾,使几千万亩可能被灾的农田得到了丰收。今年全国丰收,农业增产。”(同上书,第176页。)

正是根据陈云有关农业和化肥工业的思考和相关意见,中央决定把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列为工业支援农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且于1960年10月成立中央化肥小组,由国家计委领导,组长为化工部部长彭涛,成员有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一机部、三机部、冶金部、煤炭部、电力部、农业部、外贸部的负责人。(《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中央化肥小组工作由陈云具体负责领导。三年困难期间,粮食大幅减产。1961年全国人均用粮430斤,比1957年减少了170斤。面对这种情况,陈云再次强调,农业增产靠的是化肥和水,要把发展化肥工业列为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刘家栋:《陈云同志“十五字诀”纵横谈》,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1951年5月16日,他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每年都可能有水灾,每年的预算里都要列上救灾经费。从长远看,要以蓄为主,蓄泄兼顾。要修水库,筑塘堰,山区更要种树种草、保持水土,华北、西北地区还要多打水井。(《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7月3日,他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几条道路》中认为,农业增产的办法有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是设法防止水、旱、病、虫等灾害,力求农业生产得到相当的保障。具体而言就是:“首先考虑是否可以在几年内做到全国水灾面积至多不超过二千万亩,其次是注意兴修农田水利,扩大灌溉面积。”(《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

发展化肥工业的决策是实事求是的,符合科学依据的。据专家研究,按农作物吸收养分的数量计算,生产100斤小麦,约需吸收纯氮3斤,磷1.25斤;生产100斤皮棉,需吸收氮15斤,磷5.4斤。从有关历史资料分析,世界农作物单产提高的因素近1/2是由于增施化肥的结果。在不超过肥料报酬递减线的情况下,化肥投入量多少,决定了作物单产的高低。(丁峥嵘、王纪斌:《从大化肥厂的建设展望我区农业生产》,《新疆农业科技》1983年第6期。)我国农业资源条件差,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仅1.2
亩,只及世界人均耕地的44%,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增加化肥的施用量就成为提高粮食单产的重要措施。(高永峰:《国内化肥工业的发展及展望》,《磷肥与复肥》2007年第5期。)

建国初期,淮河、黄河水灾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与社会安定,故中央政府水利投资的重点是整治淮河和黄河。陈云领导的中财委,在投资重点上向水利建设倾斜,并为治理大江大河提供充足的粮食和物资保障。在对治淮工程经过分析后,他提出了明确要求:治淮工程要经过考虑才行;对于明年的工程,要尽可能早地去做准备;水利部应对治淮工作作出几个总结,比如民工动员、技术工作包括劳动组织等,报给政务院。(同上书,第268—269页。)1950年8月25日,他与薄一波等人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肯定了淮河上中游以蓄水为主、淮河与洪泽湖分开入江等原则,并拟定了第二期治淮初步方案。(《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1951年6月24日,他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上讲话,对淮河治理工程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从去年开始的伟大的淮河水利工程和今年开始的荆江分洪工程,按其规模和进行速度来讲,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12页。)

可以说,发展化肥工业的决策抓住了解决制约我国60年代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研究表明,1965—1984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5%,相应的,印度为1.6%,其他低收入国家是0.9%,中等收入国家是3.1%,西方发达国家是2.4%,中国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它们,这应归功于农业的快速发展,而化肥工业的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巫宁耕:《世界经济格局变动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正因国家对兴修水利的高度重视,故建国初期水利建设成绩很大:“两年来,农田水利的国家投资和贷款的总值,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整整二十二年用在这一方面的全部总值。”(《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如较大灌溉排水工程有黄河下游第一个引黄灌溉工程——河南引黄灌溉的人民胜利渠,新疆的红雁池、八一水库灌区,江苏的苏北灌溉总渠,陕西的洛惠渠以及经过整修扩建的四川都江堰、宁夏唐徕渠等大型灌区;同时结合淮河、海河的治理,修建了官厅、佛子岭等大中型水库。这些都增强了农业抗灾能力,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二、由小化肥到大化肥

也正是在支持水利建设的工程中,陈云反复比较了多种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开始将农田水利建设摆在比较重要的地位。他认真总结了1951年粮食增产的经验,指出,除了土地改革和政府用很大力量领导农民进行生产两个因素外,还得益于政府拨出巨款兴修的水利工程开始见效,减少了水灾,增加了灌溉面积。(同上书,第313页。)土地改革和兴修水利,成为恢复农业生产、促进粮食增产的两个关键因素。

我国发展化肥工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走过了一个不断探索的道路。在如何发展化肥生产的问题上,开始,陈云主张建设众多的小化肥厂。1957年,化工部曾向陈云提出试制小化肥,他鼓励大家试制,建了一批小型化肥厂。(刘家栋:《陈云同志“十五字诀”纵横谈》,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二

1961年春,他在考察途中对浙江省委领导说:“日本过去是靠侵占我国东北起家的。战败后,又靠化肥发家。今后全国各县都要力争有一套小化肥厂,办在农村,数量要多,设计不能太‘娇气’。”以后,陈云做了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并对冀、鲁、豫、皖、苏、浙等地的小化肥厂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李林达:《陈云的钱塘情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陈云曾经强调农业合作化是农业增产的捷径,但并没有放弃兴修水利以增产的基本思路,只是觉得其投资大、见效慢。从长远规划上看,合作化之后若要使农业发展上一个新台阶,必须靠农田水利事业。这种认识,陈云在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便开始酝酿。

为了研究小化肥的利弊,陈云专门制定了一种表格,要求有关部门每天向他报告一次情况,这样持续了一年多。(李苏:《陈云关心化学工业记事》,《中国化工》1995年第10期。)全国先后共建了年产2000吨的小化肥厂1533个。小化肥数量不少,但质量不行,它的肥效即有效养分只有17.7%,有些还达不到。(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小型氮肥厂的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也没过关。在1960年底建成投产的20多个年产800吨的厂子中,只有5个厂生产比较正常;7个年产2000吨的厂中只有3个厂生产比较正常。而且,即使这8个生产比较正常的小型氮肥厂,由于设备的质量不好,技术操作很难掌握,事故比较多,生产也不稳定,实际产量未达到设计要求,且原料和动力的消耗都很大。针对这种实际情况,陈云改变了原先的想法。1961年3月,他在听取化工部汇报时说:我们本想搞小型氮肥厂经济,可是搞了许多都未搞成,反而不合算。大、中、小之间,只能在大、中之间选择。1万吨合成氨的中型氮肥厂技术上也不能说过了关。年产2.5万吨或5万吨的大型氮肥厂,不论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都是成熟的。设备、材料问题,从进口方面解决。(蒋永青:《陈云在“大跃进”后关于恢复农业的几点思考与对策》,载朱佳木主编:《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2—1073页。)化工部本来打算推广1万吨的中型化肥厂,陈云说:“中型厂技术上也没有过关,还不能立即大量推广,只能选择上大型化肥厂。”
当时,国际上兴起的大型化肥厂生产的尿素,有效养分高达46.3%,肥效接近“小化肥”的3倍。施用1公斤尿素可增产稻谷4—5公斤。(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1956年1月,他在《粮食增产是可能实现的》讲话中说:《四十条》的要点是第六条,即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按不同的地区,从150斤提高到400斤,从208斤提高到500斤,从400斤提高到800斤。(《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他认为这样的农业增产目标是可以完成的:“有了水就可以有肥料,有了水就可以多种庄稼,多种庄稼以后就可以多收粮食,多收粮食就可以喂猪,喂猪以后可以肥田,肥田以后可以增产,吃肉以后可以少吃粮食。所以说,水的问题解决了,肥料问题基本上也就解决了。南方的问题总起来看是什么?是水、肥料和人力。养猪要有人,搞水要有人。水和肥料比较起来,水是决定肥料的。”(同上书,第5—6页。)他还指出,北方农业增产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水浇地,二是多种高产作物。“以上这两个办法主要的还是水。高产作物需要的是水,因为旱地高产,变成水田以后更高产。”他总结说:“总起来看,北方增产粮食是靠水,取得水的办法是靠人力。同样,南方也要靠水,靠肥料,靠人力。”(《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10页。)

为广泛征求各方意见,1961年4月4日,由陈云主持的化肥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化肥小组和有关部委及地方生产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座谈内容为:氮肥厂是搞大的好还是搞小的好?氮肥厂是十几个齐头并进,还是从实际出发,分期分批地上马?
经过大家认真讨论,会议认为1962—1969年这几年中氮肥厂应搞大型的,应集中力量每年建成一个年产20万—25万吨合成氨能力的工厂。(刘家栋:《陈云同志“十五字诀”纵横谈》,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1957年8月9日,他指出:“农业问题对我们压力很大,搞不好就要拖经济建设的后腿。解决这个问题,一靠增加化学肥料和化学纤维;二靠兴修水利,抓好治涝和灌溉;三靠搞好计划生育。”(《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8月中旬,他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又说:“解决粮食问题,可以靠养猪积肥,但饲料也需要粮食;可以开发大型水利,但见效慢而且有困难;可以开荒,但需要大量投资;就是曾寄以很大希望的合作化,看来也只是给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根本解决问题要靠发展化肥生产和建设小型水利。”(同上书,第395页。)

会议结束,陈云为中央化肥小组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加速发展氮肥工业》,8月11日,这个报告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154页。)报告提出了发展化肥工业的两个重大方针性的问题。氮肥厂的规模问题。从1959年至1960年底,我国已建成20多个年产800吨和7个年产2000吨合成氨的小氮肥厂。但实践证明,小氮肥厂技术不过关,生产不稳定,事故比较多,物资消耗很大。相反,年产2.5万吨或5万吨合成氨的大型氮肥厂,不论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都是成熟的。我国现有的6个大型氮肥厂,生产一直很正常,而且产品质量好,生产成本低。同时,这类大厂的主要设备和配套设备,除个别外,国内已经能够制造。报告认为在1962年至1964年的三年内,应该搞大型的氮肥厂,不应该大量地、普遍地建设小型氮肥厂。大型氮肥厂的布局问题。1958年以来,全国各地开始新建十几个大氮肥厂,但是由于项目多,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四年里连一个也没有建成。鉴于这个教训,报告认为,今后三年内,应该以每年新建4—5个年产5万吨合成氨的大厂为宜。这些大氮肥厂在布点上也不能齐头并进,应该首先在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和粮食高产区布点,然后分期分批在其他地区布点。(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历史的丰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01页。)

1957年9月,陈云在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作《探索农业增产的有效途径》的讲话,将依靠水利和化肥促进农业生产的观点系统化。他首先阐述了自己探索农业增产的认识发展历程:“从我个人来说,认识上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即养猪积肥——水利——开荒——合作化。现在已经合作化了,合作化后的第一二年增产,四五年后有了经验,还可以办得更好一些。不过,现在看来,就是一切条件不变,光靠合作化增产的速度也不会很快。这样,回过头来看一看,增产粮食的途径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化学,一条是水利。化学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肥田粉,一个是化学纤维,也就是尼龙。另一条是水,一个是排涝,另一个主要是小型灌溉,把旱地变成水地。”(《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他特别强调:“农田水利在我国农业的增产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如果要排队的话,我看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绝不会排在第三位。水利、肥料这两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东西。”(同上书,第201页。)

方针确定后,陈云对大化肥厂的建设的各个问题亲自过问,给予具体指示和安排。按照陈云的意见,首先建起了衢州化工厂合成氨厂、上海吴泾化工厂和广州氮肥厂,接着又建起了开封化肥厂等。这些化肥厂的建成投产,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李林达:《陈云的钱塘情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为什么说农田水利是中国农业增产最重要的因素?陈云认为,水利问题包含两方面内容:一个是治涝,一个是灌溉。中国的灾害是旱灾多、水灾多,但是比较起来,水灾多于旱灾,涝灾重于洪灾。兴修水利一方面是为了减少水患灾害,另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农业生产。如果说减少水灾必须治涝的话,那么要增加农业产量就要靠农田灌溉。他认为,中国要多增产粮食,光有肥料没有水还不行,没有水消化不了肥料。水地、水浇地搞好了,平均每亩增产150斤,4亿亩增产600亿斤,这是靠得住的。他强调:“我们要花点力量搞旱改水,旱改水北方有,南方也有。大概主要在冀鲁豫,东北、西北也有一些。要加强抗旱能力,过去能抗二十至三十天,现在要增加到五十至六十天。总之,我们在这方面要花一些力量。”(《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三、陈云抓化肥工业的几点启示

对于如何搞水利,陈云作了积极的探索。他指出,解决水的问题,就要兴修水利工程。小型的水利工程和小型的引水工程,农民是可以搞的;大型的像黄河、永定河、官厅水库这样的工程,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需要国家大量投资。他认为,在这两种水利工程中,因为这种小型水利工程可以发动群众去做,并不靠政府投资,完全可以靠农民自己解决,所以是“又快又省”的办法。他分析道:“打井也好,挖沟也好,靠什么呢?不是靠政府,主要是靠老百姓。”这就是说,像打井、沟蓄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是不需要政府投资便可搞起来的,应该鼓励和动员农民起来,掀起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兴修农田水利高潮。他指出:“水利部的屁股过去坐在大江大河上,现在应该坐在两个方面:一个叫农田水利,一个叫大江大河,一半一半,人力也好,注意力也好,力量使用也好,要有这样的转变。不这样搞,我们就做不出大文章来。”(同上书,第219页。)

建国初期,陈云从实际出发,通过认真研究,提出发展化肥工业的决策,并迅速确立发展大化肥的方针,使得我国农业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对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作出很大贡献。今天,我们回顾这一历史过程仍然富有启发意义。

在陈云看来,中国水利事业发展的方向,是发动和组织农民兴修小型农田水利。他指出:“兴修水利和办工厂都要各地来搞,只靠中央投资搞,没有各地投资搞速度快。水利要以小型为主,工厂也要多搞小型的。”(《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页。)

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有针对性的决策

发动农民起来搞小型水利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兴修水利的一大创造,陈云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对此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群众路线来进行经济建设,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这样,国家可以少出资金,能够保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比如,农民在‘二五’时期义务进行的水利工程建设、开荒、改造耕地、造林等等,用工资计算,劳动折价约在五百亿元左右,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同上书,第418页。)这样庞大的资金,不需要国家来筹集,而只需要农民组织起来即可以实现。在国家投资规模有限的情况下,发动人民群众大搞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无疑是中国水利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陈云有一句充满唯物辩证思想的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其精神实质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这种精神在他抓化肥工业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60年代初,在国家急需增加粮食产量的关头,陈云提出发展化肥工业的决策决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如前所述,陈云是在通过了解国外农业发展的原因的基础上,洞察到化肥工业的重要性。他在比较了美国、苏联、联邦德国、日本的农业发展,以及中国农业现状的基础上,总结出:我国农业增产的出路不在于开荒,进口粮食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于发展化肥工业。

三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对陈云实事求是的精神给予高度肯定,他说:“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迟爱萍、熊亮华:《陈云在历史瞬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陈云认为,从人均看,我国水量并不多,有些地方还存在缺水甚至干旱的现象。因此,“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1955年7月18日,陈云在国务院第十五次会议讨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时指出:“开发黄河是件大事,如何把水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具有重大意义。根据水利部门几年的工作经验,治理河流,必须干流和支流一起治理,发电和防洪相互结合,进行整个流域的规划。根治黄河,需要科学和群众工作相结合。水土保持要依靠群众,移民也要依靠群众。”(同上书,第259页。)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有近9亿农业人口的农业大国,要实现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注重调查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决策。

在“大跃进”时期,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的高潮,为农业增产打下了可靠的基础。尽管在全民兴修农田水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其成绩是无法抹杀的。1960年10月3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对当时全国各地兴修水利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去年水利大军多了些,吃粮多了些,工程项目多了,这是今后应该注意的。但是,如无去年的大搞水库,今年鲁冀两省淹掉的土地不是现在的各一千多万亩,而必然是各三千多万亩。免灾所得的粮食比水利大军吃掉还多些。所以去年水利搞多了,应作为教训,但看来不宜深责。”(《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10月19日,他在听取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再次指出:“去年多搞了一点水利,人上得多了,饭多吃一点,但对农业增产作用很大。”(同上书,第277页。)

走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各行业平衡发展的道路

在陈云看来,“大跃进”运动中群众性的大修水利取得的成绩是第一位的。而在大修水利高潮中出现的问题,也给后来的兴修水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对三门峡水电站建设经验的总结中看出。

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已经取得共识。但是半个世纪前陈云在我国发展化肥工业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足见陈云的远见卓识。

在三门峡水电防洪工程设计方案及是否上马问题上,党内外有过争论。陈云认为,凡是有关农业、林业、水利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应该事先在报纸上公布草案,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讨论,然后再作出决定,以免因为考虑不周而造成工作上的被动。而一旦作出决定,就要执行;在实施中发现问题后,应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加以补救,而不能互相推诿责任。1955年11月2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由水利部和电力部合作修建三门峡水电防洪工程时,他明确指出:对三门峡工程的设计只顾水未顾电,这只能作为教训和经验来总结。燃料工业部最初也未坚决提出搞电,流域规划也是后来才清楚的,都有走弯路的地方。现在看,电不一定都要电力部来搞。前途应该是:电力部建火电,并接收水利部建成的水电的管理。水利部除农田水利外,还要搞水电建设。(《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

前面提到的1961年杭州发展化肥工业会议上,其他没有人注意到化肥品种不同对土壤产生的不同效果。在氮肥的品种问题上,陈云建议:“由于硫酸的资源和产量的限制,在某些地区硫酸还容易破坏土壤结构,不宜于过多地生产硫酸铵;碳酸氢铵和尿素还在小规模试生产阶段,也不能大量推广;在今后两三年内应该主要生产硝酸铵。”(李林达:《陈云的钱塘情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当时,既要增加粮食产量,大力发展化肥工业,同时又注意到不要破坏土壤结构,丧失地力,走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陈云是先行者。

1957年2月5日,时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三门峡水库是黄河综合利用的水力枢纽,目前部分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建议不要停止兴建,按原定计划在今年2月动工,以争取在1959年汛期内部分蓄洪。次日,毛泽东就作出批示:“此件请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研究,请陈云同志的五人小组处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0页。)3月7日,陈云领导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就此问题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交书面处理意见。陈云等人指出:为了发展我国农业,必须有计划地治理为害最大的几条水系,首先是黄河、淮河、海河水系。但治理这些水系要花很多钱,用很多材料,一个一个地单独批准开工,势必造成应该治与暂时不可能治、摊子已经摆开而财力物力难以为继的矛盾。黄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需要治理的,但在尚未确定全国水利工程全盘规划和进度之前,五人小组同意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所提出的1957年对三门峡水库工程暂时“勒马”的办法,先投资5000万元开工,摊子不要铺得太大。原定1961年竣工是不可能的,规模也可能要有些改变。(《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7页。)

另外,在发展化肥工业时,陈云对各地区和各行业的合理分布、平衡发展问题也提出独到见解。陈云提出:“应该尽先在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和粮食的高产区布点,然后分期分批在其他地区布点。”陈云指出:“过去的经验证明,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势必把有限的材料、设备和技术力量分散使用,使建设期限拖得很长,不能按期形成生产能力,甚至造成很大的浪费。实行集中力量,分期建设的方法,正是为了避免上述缺点,大大加快建设速度。”(同上书,第111页。)

尽管人们对三门峡水库工程的上马有异议,但陈云认为,既然项目已经上马,就不要再追究责任,而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的决策。他分析道:“建设三门峡水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像这样的问题,最好是人大通过议案以前,在报纸上公布,征求人民意见,大家讨论。现在社会上有议论,党内也有不同意见,说水库要淹那么多的地,水坝的泥沙淤积起来很快,二十年或者多少年以后就淤满了。有的人主张水坝搞高的,有的人主张搞低的;有的人说淤积不会发展,有的人说要发展,议论纷纷。现在要回过头来重新研究,说明当时不应急于定案。我认为农业上的大问题,许多工作上的大问题,可以在全国展开讨论,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中国农业如何发展,不仅共产党内有意见,社会上很多人也有意见。一切好的意见,我们都应该吸收过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在杭州化肥座谈会上,陈云建议,为了不致因为保证氮肥厂建设的需要,而使其他部门的建设受到影响,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包括扩建原有企业和加强新产品的试制,在两三年内提高这些设备的制造能力。另外,鉴于“大跃进”中化肥厂建设贪多图快,盲目蛮干,“冒进”很厉害,陈云指出,以后建设大型氮肥厂,除了做好设计计划任务书,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外,必须按照先材料、后设备、再土建的次序进行。首先必须组织好重要材料的进口和国内材料的供应;在材料供应完全落实的基础上,组织土建施工。陈云说,根据过去的经验,这样做,不但不会推延建设时间,反而会加快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同上书,第113—114页。)

值得注意的是,陈云晚年仍然重视农业与水利问题,并且对水利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化。1979年6月17日,陈云在写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中,把全国各地水资源情况作为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中的头一个问题提了出来。他指出:“农业要用水,工业要用水,人民生活要用水。有些地区水资源已很紧张,如天津、北京等地。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有些工厂因为矿藏关系只能在当地开办,有些工厂可以而且应该在有水的地方办。即使有水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同上书,第263页。)

陈云这些真知灼见,不但使中国的化肥工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也为我们在21世纪发展中国经济上了生动的一课。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明确目标、制定规划、加大投入,集中力量办好关系全局、影响长远的大事。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扩大农业对外开放。”(《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200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要达到这些要求,我们回顾建国初期陈云在化肥工业发展中的有关思想,仍然可以让我们获取有益的启迪。

正因如此,陈云提出要把水资源问题列入国家发展的长远规划。1990年6月,清华大学教授、水利专家张光斗与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陈志恺,就我国水资源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的报告。陈云立即批示道:“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同上书,第375页。)

总之,陈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特别强调水利对农业非常重要,把发展水利作为恢复经济的重点工作之一。随后,他将水利视为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鼓励和支持群众性的兴修水利运动,坚持依靠兴修水利发展中国农业的正确道路。而陈云晚年对水的问题的战略性思考,对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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